摘要：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的申遗“主角”，泉州即将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首页显著位置，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及相关论坛的议程安排引人注目，本届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审议中国提交的“泉州：宋元...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的申遗“主角”，泉州即将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首页显著位置，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及相关论坛的议程安排引人注目，本届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审议中国提交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项目。“全力做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工作”，正式写入了《国家文物局2021年工作要点》，更是福建省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
承载“海丝”记忆
泉州港古称刺桐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据史料记载，泉州古港与海外交往，最早可追溯至南朝时期。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和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两度来到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从泉州乘船至棱加修国(今马来半岛)和优禅尼国(今印度)。
泉州港的海外交通，兴盛于唐代。唐中叶爆发“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导致通往西域的道路受阻，陆上丝绸之路停滞，中外经济交流活动由陆转海，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当时阿拉伯、波斯商人乘船来到泉州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还可买到日本、朝鲜的货物。唐朝特在泉州设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等事宜。为表示对外商的关怀，唐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下令规定“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唐代泉州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所造海舶“身长十八丈，次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余……可贮货品二至四万担之多”。
据《新唐书》《广州通海夷道》记载，唐代泉州通往南海的远洋航线，由泉州港启航，南行到广州，经海南、西南沙，到新加坡海峡，过苏门答腊，穿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到印尼及斯里兰卡，向西航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再搭乘小船沿波斯湾西海岸到达亚丁湾附近。
五代时，泉州为闽国辖地，闽王王审知很重视海外贸易，“招徕海中蛮夷商贾”，泉州的海外交通得到快速发展。五代后期，泉州扩大了城市范围，并增辟道路、建置货栈，以适应海外交通贸易发展的需要。
宋元两代，泉州港迎来鼎盛时期，被誉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宋代时，泉州海外交通畅达东、西二洋，东至日本，南通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对外商实施优惠政策，鼓励来华贸易，之后又设“来远驿”，以接待贡使和外商。
元二十八年(1291年)，马可·波罗记述：“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公元1345年，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到中国访问。他在游记中记载：“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这都是古代海外旅行家对刺桐港的描写，反映了宋元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港“涨潮声中万国商”的盛况。
1991年2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乘坐“和平号”巨轮抵达后渚港，开始了在泉州的6天考察之旅。此次考察活动结束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泉州陆续开展了多项活动，确立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的地位。
回望申遗历程
据泉州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原名为“古泉州(刺桐)史迹”的申遗项目包括万寿塔、六胜塔、石湖码头、江口码头、真武庙、磁灶窑系金交椅山窑址、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洛阳桥、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老君岩造像、开元寺、天后宫、德济门遗址、府文庙、九日山祈风石刻等16个遗产点，遗产区面积总计101.14公顷，缓冲区面积总计581.82公顷。
2018年，“古泉州(刺桐)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第四十二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时，多个委员国肯定了该项目具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需的“突出普遍价值”。最终，委员会未采纳评估机构此前作出的“不予列入”的建议，一致决定将该项目“发还待议”，即缔约国需要补充有关信息后重新提交申请并接受审议。一般来说，“发还待议”的项目有望在再次审议时被委员会准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20年，“古泉州(刺桐)史迹”正式更名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并新增安平桥、顺济桥、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青阳下草埔遗址、德化窑遗址6个遗产点等内容。
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看来，泉州申遗项目新增内容更多的是考古遗迹、遗址，支撑泉州作为宋元时期国际贸易中心的价值，使其普遍价值更加丰富和完善。例如在冶铁方面，新增安溪青阳冶铁遗址，在南宋乃至宋元时期，泉州地区铁的生产非常重要，源源不断地出口至东南亚地区;在陶瓷方面，将德化窑遗址(包括屈斗宫遗址、尾林—内坂遗址两个片区)纳入，在广东(阳江)南海一号沉船上发现的瓷器很多就来自德化窑。此外，还增加管理机构遗址，如南外宗正司、市舶司等遗址。
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安家瑶说，作为南宋、元代重要的官方机构遗存，南外宗正司、市舶司是当时中央政府的派驻治理机构，分别对宗室人员和海外贸易交通进行管理。南外宗正司、市舶司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瓷器、墨书等物件，佐证了历史上南外宗正司、市舶司的存在，这是对宋元泉州官方遗迹的重要补充，说明在那个时代，泉州不光是商业中心，也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走读”神奇古城
安家瑶是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的女儿。去年，她在整理出版父亲的日记时，意外发现20世纪50年代父亲到埃及等国家访问时，给外宾带去的礼品就是书籍《泉州宗教石刻》。“这是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交流窗口的绝好例证。”安家瑶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20多年前，她趁着假期第一次来到泉州，看了开元寺东西塔、老君岩，感觉很震撼。
“泉州是座神奇的城市，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唐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可谓是文化传承有序、思想协同发展的典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更是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说，他长期驻扎泉州主持南外宗正司遗址和市舶司遗址的发掘工作，也一遍又一遍地“走读”古城。
“古代政治家的抱负与思想体系，通过匠人的建筑行为得到体现，我在开元寺、老君岩等遗迹上，看到了沉淀着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汪勃说，经过反复踏勘和测绘，他发现开元寺与古城存在重要联系——五代时期泉州罗城的七门形制出现后，除了正南门之外，其他六座城门皆以开元寺为中心;而若把临漳门和仁风门、义城门和通淮门、通津门和朝天门两两连线，得到的三条线，恰好在开元寺交汇。汪勃还在开元寺找到两条中轴线，一条是大雄宝殿的中轴线，另一条是大雄宝殿中心至东西塔连线的垂线。汪勃认为，开元寺大雄宝殿的中心及其中轴线，是泉州城的规划原点和精神之轴;各种寺塔比比皆是，而能构成天盘缝针且至今仍保存在地面上的，目前知道的也只有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和东西塔构成的测绘体系了。
在他看来，泉州城不是都城，规模也不大，却在宋元时期海洋贸易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城池建设和城市生活也反映出唐宋元时期的思想文化传承，以及与诸多外来文化思想兼容并蓄、和谐共存等特点。
多元文化在泉州交融发展，是世界海洋商贸繁荣发展的历史产物，而海洋商贸繁荣昌盛，是泉州的“地利”和“时势”双重作用的结果。在古代，泉州地少人多，传统农耕不足以维持生活，因濒临大海，泉州人很早就懂得向海讨生。宋室南迁与市舶司的设立，加快推动泉州的海外贸易发展，同时也开辟了多条泉州通往异国的海上贸易航线。南宋惠安人谢履在《泉南歌》中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也提到：“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旃说，宋元时期，泉州港为东方第一大港，是我国最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中国的商品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商品也运到这里，并向全国各地输送，同时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交融，形成绚丽多彩的多元文化。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少城，但能成体系地把唐代以来的传统思想文化传承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城址，也只在泉州城见到了。”汪勃解释道，晚唐之前、晚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等时期，泉州重要建筑的朝向至少有五种，反映出了唐宋乃至明清时期较为完整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
与此相印证，作家蔡崇达在《泉州——寻宝之城》文章中这样描述：“在泉州闲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你将邂逅到的，是哪一个朝代，甚至哪一个国家的哪一块美丽碎片。”
来源：海峡通讯
